基本解释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市东约18公里，偃师县二里头村。地处伊、洛二水之间，为夏代都城遗址。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1959年开始大面积发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其中小件铜器如刀、爵、铃等，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两处大型宫殿夯土台基。其中西边一处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台基中北部有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宫殿基址，四周环以廊庑。在遗址东南部还发现大面积铸铜、制陶作坊遗址。
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在2010年之前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60余次考古发掘，发现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该遗址也因此成为探索华夏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都城遗址。
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考古学家还在二里头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的考古界出现了新的兴奋点。殷墟曾震惊世界，二里头也将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3]
二里头遗址 - 历史背景
夏朝的建立者禹在建立政权以后，为便利于政治统治，将天下分为九州，洛阳就是当时的豫州。禹将都城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与洛阳相距不过百里，所以洛阳也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的儿子)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关于这一点史书里记载，“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鄩，据历史学家考证，就在今洛阳市偃师的二里头村附近。
由于太康贪图享乐，不务朝政，整日只知游猎玩耍，导致东夷部的后异乘机反叛，并攻占了夏的都城斟鄩，赶走了太康，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失国以后，与弟弟仲康一起逃往东方，不久很快死去。仲康的儿子相依靠其它东方诸侯残存发展，处境困难，最后在相的儿子少康时才又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又称“少康复国”。少康恢复夏王朝统治以后，夏朝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活动区域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滩，所有夏、夷诸部的众多邦国均都臣服于夏的统治。
少康以后，夏朝几世均不在洛阳建都，至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时期才又定都于斟鄩。这一点(史记·吴起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显然就是洛阳所处的位置。总的来看，夏朝主要活动中心在洛阳，亦即史书记载的斟鄩。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斟鄩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为人们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
考古学者根据史书记载的地理方位，判断夏代的斟鄩就在我们洛阳。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资料的证明，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直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徐旭率队来豫西作夏墟调查时，在洛阳市偃师县城区西南9公里处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发现了沉睡几千年的夏都斟鄩，这一点才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洛阳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个帝王统治时期曾是都城，为夏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里头遗址 - 遗址组成
考古学界按先后顺序，将二里头文化分为一、二、三、四期。以往的一般认识是，二里头文化四期(至少是其晚段)的二里头文化已出现衰落的迹象。几乎与此同时，偃师商城开始建设，偃师商城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关系可大体用“一兴一废”来表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学术界也把此期作为中国夏商文化的分界。
二里头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圪挡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堆积着四期文化层。经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
另外，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许多埋葬的奴隶，其形状各异，有仰身，有俯身，有的被捆缚，有的身首异处。他们或因苦役而累死，或因奴隶主的酷刑而丧生，或因当时奴隶制时代的人祭、人牲制度而被活埋殉葬，反映了当时奴隶主统治的惨忍。
二里头遗址 - 考古发现
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发现了原始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说明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在夏代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说明洛阳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划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从此进入学者的视线，中国考古学界由此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此后，中国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中国最早的车辙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中国最早的宫殿群
1961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内发现的1号宫殿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显示，该基址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正殿居基址北中部，四周回廊围列。正殿之南为一宽敞的庭院，过庭院为面阔8间的牌坊式大门。这是当时发现的国内最古老的宫殿建筑基址。1977年至1978年，考古人员对2号宫殿基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基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此次考古工作者又在宫殿区内发现6座大型夯土宫室建筑基址(即3、4、5、6、7、8号建筑基址)。3号和5号建筑基址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二者东西并列，其间的通道下发现了长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其中的3号建筑基址部分被2号基址所覆压，其年代比1号宫殿基址的年代还早百年左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该基址已探明的长度达150米，主体部分至少有三重庭院组成，院内还发现成排的贵族墓。从中出土数十件(组)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青瓷、绿松石工艺品、蚌制工艺品等随葬品。一些器物如斗笠状白陶器、大型绿松石器等饰品均属首次发现。
4号建筑基址台基长近40米、宽12米，位于2号宫殿基址的正前方。二者大体同时期，且有共同的建筑中轴线，应属同一建筑群。6号建筑基址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这是首次在二里头遗址内发现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大型建筑。由于6号建筑基址的建设年代正值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时期，它的发现将有助于这一历史疑案的最终破解。7号、8号基址的始建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或稍晚。
考古发掘显示，由于宫城城墙及1、2、4、7、8号等夯土基址大体同时兴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使这时的宫殿区布局为之改观。仅就宫殿区东部的建筑基址群来说，始建于三期的2、4号基址与始建于四期的6号基址，都是在属二里头文化二期的3号基址被彻底废毁后又在其原址上兴建起来的。而且，早晚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多个单体建筑纵向排列。但与此同时，早、晚期建筑又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说明宫殿区尽管在晚期筑以围墙，其内的建筑格局大变，但宫殿区的总体规划和范围却未发生大的变化。宫殿区布局结构的演化过程，既有显著变化又有延续性，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是考古工作者努力探究的问题。
贵族墓及出土遗物
在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成排的中型墓葬，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从层位关系和随葬遗物看，这些墓葬均为3号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时代为二里头文化第2期。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中，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
2002年春，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以往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均可能粘嵌于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因此，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第4期遗存的发现
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座大型建筑基址(6号基址)。已发现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4期，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建的建筑。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在二里头遗址属首次发现。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以南，又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墙，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但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其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方向88°，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不久即遭废毁。2004年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当年秋季，循此线索继续钻探试掘，确认这里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3期。继始建于二里头文化4期的6号基址之后，此次又发现了建造与使用于此期的夯土墙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存。二里头文化4期尤其是其偏晚阶段，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种种迹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一时期尚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探索将会不断深化我们对这座初期王朝重要都邑的认识。[5]
早期宫室建筑问世
2011年12月11日，新一轮勘探与发掘工作又取得重要进展：距今约3600年、保存最好的二里头早期宫室建筑问世，新发现的巨型坑或为商代国家级祭祀场的源头。
在该遗址的宫殿区，考古工作者揭露出一组多重院落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它至少由三进院落组成，总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这座被编为5号基址的大型建筑，与数年前发掘的3号基址东西并列。此次揭露的5号基址院内也发现了数座贵族墓，两座建筑的性质应该大体一致。由于3号基址为晚期的宫殿建筑所叠压，具体布局结构不详，5号基址是迄今(2011年12月)所知保存最好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宫室建筑。
在宫城东北部、宫室建筑群以北发现的一处巨型坑，总面积约2200平方米，仅小面积的试掘就发现了多处以幼猪为祭品的祭祀遗迹。在与宫室建筑群的相对位置以及其中祭祀遗迹的发现，都与稍后的偃师商城宫城内祭祀区的情况相似，而后者一般认为是商代前期的国家级祭祀场。二里头宫殿区巨型坑的发现，为探索偃师商城相关祭祀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里头遗址 - 文化价值
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证明夏朝的存在
从1959年夏开始，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而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龙图腾”
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约3700年，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则认为：“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中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也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 - 交通提示
洛阳市东约18公里，偃师县二里头村。 从洛阳市中心坐车直达。